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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籍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及其现实价值探析

2021-02-02 14:44:00

 

  摘要:自然主义强调反映自然,侧重从自然本身去说明自然。阮籍的思想杂糅儒道,后期崇尚老庄,使其思想吸收了庄子有关自然的学说,并以此为基础,发展为自己的自然主义思想,使之成为具有思辨价值的、具有哲学意义的人生哲学。阮籍在行动上注重顺其自然,在思想上追求超然物外,表达出内心精神之哲理性,其核心是于凡事纷扰之中,坚守内心自然。分析阮籍的思想,对解决现代快节奏生活给人们带来的无尽忙碌导致的精神缺失问题、如何寻找自身现实与理想的合适位置的问题有一定的启示作用。

  关键词:阮籍;自然主义;魏晋

  魏晋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,人们不仅开始重视自然的精神价值,还开始注重个体精神。人们在思想上不再拘泥于儒家思想,开始发现自然、崇尚自然。对自然的欣赏、探究,发展到魏晋时期,士人对自然的思考更加多样化,中国人开始与大自然建立起普遍又深刻的内在精神联系。由儒而道释,由寻名教而任自然,人的个体价值得到极大发挥。人们开始把自然山水的表面之美转化为一种精神生活方式,在这其中,较早对自然把握的较为透彻的当属阮籍。阮籍是“竹林七贤”中较为有名的人物,他与嵇康提出的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,不但在魏晋时期,甚至近现代仍旧在掀起巨大的讨论思潮,阮籍更是在探寻自然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自然主义思想。

  一、阮籍自然主义思想的形成

  “此地有崇山峻岭,茂林修竹;又有清流激湍,映带左右,引以为流觞曲水。”[1]、“山川之美,古来共谈。高峰入云,清流见底。两岸石壁,五色交辉。青林翠竹,四时俱备。晓雾将歇,猿鸟乱鸣:夕日欲颓,沈鳞竞跃。”[2]这些都是魏晋士人对自然之美的正面阐述,魏晋名士所描述的“自然”,正是庄子心目中的“江湖”,魏晋士人成功将自然转化为一种精神生活形式。正始初期,以阮籍、嵇康为中心的一大批文人名士谈玄论道,用放达的行为反抗被礼法压抑的人性,阮籍与嵇康二人更是一同提出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。阮籍所谓自然是指客观世界的自然之道,在人格理想中就是指人未受名教和世俗欲望扭曲的淳朴本心[3]。阮籍将“自然”放至“名教”的对立面中,关注个体的内在精神,而这种内在精神的形成也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。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分裂时期,政权割据、中央控制力度降低,这些都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创造了相对自由的空间。曹魏末年,曹魏宗室与司马集团的斗争日趋白热化,不少不满现实又恐惧祸患的名士纷纷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,不问政事,转而研究道家思想。在这种背景下,道家文化独树一帜率先取得发展。因此,魏晋思想界深受道家文化、两汉经学、黄老思想及东汉创立的道教思想的深远影响。而这些思想文化在时代的反省批评中又不断升华,逐渐有所继承并发展成长为玄学[4],成为在统治集团内部风靡多年的文化新时尚。阮籍也深受此影响,他的思想经历了由儒而道的转变过程。时代环境导致阮籍无法施展早年所学儒家的济世之志,其开始在言行上被礼而行,行为放达又乖张,但是深藏于其心的济世之志并未完全消失。阮籍渴望出世、济世,但他也深知身处如此时代环境,自己的济世之心注定无法得到施展,因此阮籍只能试图从老庄思想中缓解壮志难酬的苦闷,缓解由于自身放达招致礼法之士的愤怒与攻击而带来的痛苦。正始十年,司马氏独揽大权,一方面,其排除异己的政治手法残酷非常,另一方面,又试图拉拢声望名士。这时阮籍的政治热情已然逐渐消退,虚无与避世的思想渐长。正始以后,阮籍为求保身,经常“不谙世事”、“酣饮为常”,将官场作为表面栖息之地,实则内心鄙弃礼法、推崇庄子、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。

  阮籍于早中晚三时期的思想转变,名教与自然的讨论加深,和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思想的提出,一步一步充实着阮籍的个人思想。从青少年时代充满志向与幻想,中年时期徘徊与抗争,到临终前悲愤和忧伤。从儒家“济世志”转而走向“不与世事”,无论是处事态度、生活宗旨,还是志向境界等方面都有着很大变化。在这种客观现实与独特个性相互碰撞,外在思想与内心冲突相结合的影响之下,阮籍具有个人特色的自然主义思想逐渐形成。由于阮籍无法完全舍弃现实,跃入逍遥之境,因此他特别能体会“网罗之束缚、现实之矛盾”。所以在这一意义上,阮籍是竹林七贤、乃至魏晋士人中最具精神超越性的[],这也是本文研究阮籍思想及其现实价值的原因所在。

  二、阮籍自然主义思想的内涵

  阮籍在魏晋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,个人经历上充满了苦闷忧思,思想内涵中杂揉了儒道,后期崇尚老庄,使其思想吸收了庄子有关自然的学说,并以此为基础,发展为自己的自然主义思想,使之成为具有思辨价值的、具有哲学意义的人生哲学,表达出内心精神之哲理性。自然主义强调反映自然,侧重从自然本身去说明自然。阮籍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皆是“顺自然”、“道自然”,是重精神的个性自由。阮籍在《达庄论》中描述道,“人生天地中,体自然之形。”,又言“道者法自然而化”,“不通自然者不足以言道”[6]。阮籍主张“任自然”,即顺自然之道,一切事物归根到底都是相同的,没有什么天然本质的差别,也没有是非、美丑、善恶、贵贱之分。阮籍认为,人的身体、性情与精神皆是自然所赋予每个独立个体的,是独一无二的,因此我们应该不断保持自身自然本性。阮籍的齐一万物与庄子有所不同,并非指保持万物之一致,而是指出万物之齐在于消除出处之差异[7]

  阮籍认为,在自然这个大背景中,礼教名利不过是一时之表面,是否刻意遵从无伤大雅,重要的是保持自然本性。因此,在阮籍看来,越世俗礼法的言行,反而是一种顺其自然,是一种对自然本性的保持。“至人无宅,天地为客;至人无主,天下为所;至人无事,天地为敌。”[6]这就是不拘泥于世俗礼法,而只需做到齐一万物、顺其自然,从而做到有别于动物的人的自然觉醒,就是阮籍从老庄之道出发,是其反对礼法、保持人性觉醒的自然主义思想的体现。阮籍重视人的个性自由,其自然主义思想一表现为行为层面上的追求本真,二表现为思想层面上超然物外。

  (一)崇尚自然、追求本真

  魏晋风度若从生活方式上总结,其核心就是放达,阮籍的“礼岂为我辈设也”正体现了其崇尚自然、追求本真的,是其自然主义在行为层面的表现。历史记载之中,阮籍多的是不拘世礼、行为怪异、任诞不羁。《晋书》记载:“兵家女有才色,未嫁而死,籍不识其父兄,径往哭之,尽哀而还。”[7]在礼教纲常森严的魏晋时期,阮籍的这一做法可谓与世格格不入。其实阮籍哭的并不仅仅是兵家女的早逝,更是生命的脆弱、天道的无常,这是至性之人的废礼表现,这是遵从自己自然之性的本真表现。除此之外,《晋书》还有一段记载:“邻家少妇有美色,当垆沽酒。籍尝诣饮,醉,便卧其侧。籍既不自嫌,其夫察之,亦不疑也。”[7]世人都知阮步兵喜爱喝酒,常畅快酣饮。但是在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纲常背景下,阮籍竟能不顾男女交往甚严的约束,只管欣赏美妇、品尝美酒,醉倒而卧,实属快哉。在遵从本心方面,阮籍活得洒脱、潇洒,他做天下人想做,却碍于礼法只能不可为、不敢为之事。阮籍对于礼法有自己的见解,对于守礼法之“君子”,阮籍是嗤之以鼻的,他渴望达到的是自然、本真。如果说兵家女和酒美妇的故事是阮籍毁行废礼的表现,那阮籍母亲的去世则是体现了他的至情至性。阮籍能够抛开虚无的礼教,是因为他明白外物表现是外在的,即便拘泥于纲常礼教,也不足以表达他真实的内心哀思,还不如继续放达。阮籍此种表现,正如罗宗强先生在《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》一书中所提:“阮籍至丧,盖真情袒露而哀乐至到,无须乎礼之缘饰。”[]生活在礼教森严的时代,阮籍却鲜顾礼法、漠视教化,其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之的性格,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,是阮籍的个人特色。后世对他这种“礼岂为我辈设也”的自然之性,有崇敬、有钦佩,甚至还开启了后世任诞之风潮。阮籍的不可为之为,是他自己的人生哲学,是其发自于内心、出自于自然,是可以存身保生的自然主义思想的一部分。

  (二)超然物外、逍遥洒脱

  阮籍的思想一直在慢慢发展、成长,由于现实世界的矛盾越来越多,只做到行为上的崇尚自然、顺其自然,不足以支撑阮籍内心。在阮籍看来,人的最初本质都是淳朴自然、无欲无求的,后来由于社会出现,礼仪产生、君臣确立,才使自然的人性开始沦丧。面对这种变化,只有“归虚反真”,即因循自然的变化,去除外在虚化的追求,才能恢复人们原有的淳朴。这是一种以坚持自然无为为原则的追求精神自由的方法,所以阮籍开始追求精神上的超然物外,并逐渐将其发展为不往复的超越,以期最终达到逍遥洒脱之境,是一种“无”的境界。正如其在咏怀诗四十三中所描述的鸿鹄形象一般,“鸿鹄相随飞,飞飞适荒裔。……岂与乡曲士,携手共言誓。”[6]现实中存在诸多束缚,只有远离现实纷繁,才能真正舒展。《大人先生传》中更是明确表达这一思想:“必超世而绝群,遗俗而独往”[6]这些通过想象出来的“大人先生”之口的表述,实则皆为阮籍内心想法的抒发。“大人先生”,正是其晚期追求逍遥洒脱的终极理想的代表。从哲学角度分析,这是对王弼贵无论的发展,但是相比王弼,阮籍更侧重于老子本体论之“无”,更为看重庄子的境界论之“无”,此种“无”讲究的是境界之无。因为他深知现实世界无法超脱,只能在个人的精神境界上多做追求,这是阮籍内心挣扎抗争礼教的表现,也是其渴望超然物外、向往逍遥洒脱的自然主义思想的一部分。从自然质朴的有限相对精神自由,到这种超越物我界限,与自然同一的无限绝对精神自由。正是这一步步发展、一步步完善的思想精神,让阮籍能始终坚持,虽身处司马氏森严网罗中,却仍为个人之精神保留一丝空间,使其内心依然归宿在越名任心的竹林之中,依然坚守内心的精神自由。

  阮籍在其作品中,多次通过描写自然之景来表达内心情感,整体呈现出越名任心,展现出逍遥之态。《庄子·大宗师》中有这样的记载:“子贡曰:‘敢问畸人’,曰:‘畸人者,畸于人而俟于天。’”成玄英疏为:“畸者,不耦之名也。修行无有,而疏外形体,乘异人伦,不耦于俗。”可见这种与常人不同,与自然相结合的特立独行、率真绝俗的品质,便是一种畸态人格。这种高蹈超迈的人格精神属于天地、属于周庄、也属于阮籍。魏晋士人历来追求精神的自由,阮籍更是如此,其在行动上注重顺其自然,在思想上追求超然物外。

  三、阮籍自然主义思想的现实价值

  阮籍与嵇康同是竹林之中有名的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支持者,比之于嵇康,阮籍更加具现实性,所以也更具精神超越性。名教与自然的抗争之中,理论和行为最激烈的,非嵇康莫属,他一直遵从自己的坚持,哪怕舍身也毫不在意。阮籍与之相比,似乎谨小慎微得多,这也招致当时许多名士的抨击、乃至现当代诸多学者的诟病。阮籍的徘徊犹豫,使得不少人认为他打着自然的幌子,实则无法脱离名教的束缚。当时不少名士认为阮籍是假以自然之名,实仍行名教之事,但这是现实的限制、更是时代的限制。这种“出处殊途,俯仰异容”(《四言咏怀诗》其八)[6]的方式,很难为当时的士人所理解。但是在今天看来,阮籍的这种徘徊两端、坚守精神自由的人生态度,才更具有现实价值。虽产生的年代距离现代历时久远,但是阮籍当时所遭受的自身心冲突必然是巨大的。现实与理想的不如意、行为与做法的不被理解,社会的黑暗导致无法排解心中的苦闷,这种生活体验所带来的冲击,绝不亚于现代社会,因此分析阮籍的思想,对解决现代快节奏生活给人们带来的无尽忙碌导致的精神缺失、如何寻找自身现实与理想的合适位置有一定的启示作用。目前,中国的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,为早日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,社会化以及现代化进程都在加快。人们生活愈来愈丰富多彩,但与此同时,人与社会、人与心灵等多种冲突与危机,招致的社会问题也越发凸显。比如长时期的忙碌导致缺少精神关怀,以致失去生活信仰;现实与理想存在矛盾,以致产生冲突等等。如何正确对待这些问题,如何能够在丰富人们生活的同时也放松、充实人们的精神,成为了当下社会不得不考虑的内容。显然,要想早日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,必不能忽视人与自我的和谐关系。因此更加不能忽视当前现代化进程下,人们终日忙碌需要精神关怀的现状。面对这种较为普遍的缺乏精神关怀的现象,人们总说做一个“佛系”之人。但是在这种攻坚关键时期,我们依然需要有积极入世的思想,奋斗在自身的岗位之上。当今社会发达,放松精神、平和心态的方式多种多样,我们可以学习借鉴阮籍,从自然山水中寻求放松方式,在与自然的相处过程中,从行为上释放自身压力,从思想上寻找精神关怀。自然风光,会让我们暂时忘却生活烦恼与压力,能够起到放松精神的作用,当回忆起当时的心境与感受,能起到平和心态的作用。

  除了人与自身心灵的矛盾,人与社会的矛盾也是不可忽略的内容。人与社会的矛盾,换种思路,其实可以将其理解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。人与社会之所以会产生矛盾,无非是人无法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,或者社会无法满足人的需要,这些都可以概括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。对于阮籍来说,他从小立志建立功业,最后反而只能韬晦谨慎,这般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必然给他带来一系列的矛盾,因此阮籍的思想才有了由儒入道的转变。但是他并非从此就消极避世,即使面对如此现实,阮籍在后期崇尚老庄的思想之中,也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年少想要建立功业的初心。只不过阮籍将这份初心与现实所带来的矛盾,以他力所能及的方式去缓解,追求精神上的超然物外,最终形成了其具有特色的思想。同样,我们也可以借鉴阮籍的自然观,试着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,不再固执拘泥于问题本身,而是试图上升一个高度,看到问题以外的开阔。

  “嵇康之决绝固然可贵,却不具有普遍性,反倒是略显平庸、中庸(较之于嵇康)的阮籍更适合于效仿。用南禅宗的话头说,嵇康之行,适合上根器者;阮籍之为,更适合中下根器者”[]。于大部分人来说,现实与理想终会存在矛盾,我们需要做的必然是正视矛盾、解决矛盾,这样才更有利于个人进步、社会和谐、国家发展。于我们普通人来说,现实必然无法舍弃,因此阮籍的这种徘徊两端、坚守精神自由的人生态度,才更具有现实价值。阮籍的思想,是“外坦荡而内至淳”,不单是身体寻找自由,更是心灵得到宁静,是于凡事纷扰之中,坚守内心自然、寻找精神超然。

  本文由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整理。

阮籍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及其现实价值探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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